郎基努斯之枪Spear of Longinus

越轨是由社会群体造成的。这些群体规定了若干规则并宣称违反了它们就构成越轨，然后再将这些规则用于那些被称为“圈外人”的特殊个体。由此一来，判断越轨的根据也不是人们行动的性质，而是一些人将那些规则和制裁方法应用于圈外人的结果。越轨者是那些被成功地贴上了越轨标签的人，而越轨行为则是被人们贴上了这种标签的行为。

在这里我们需要将破坏规则和越轨区分开来。越轨确实破坏了规则，但它仅指那些被成功地贴上了标签的破坏规则的行为。这里，就涉及到正常人向越轨者转变的问题，即他是如何被贴上“越轨”标签的。

一个人对税收偶尔错误低报了收入、一个人偶然的歇斯底里、一个人出于好奇而尝了尝大麻是什么滋味...这类行为的发生可以不被人看见，当事人不会认为自己在越轨，同样也不会引起他人类似的看法，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自行修正而避免产生重复深远的影响，我们称之为“初级越轨”亦即破坏规则。不过，如果这类行为碰巧被人看见并被公布于众，情况就会急转而下。过失者会处在一种“贬黜仪式”之下，并受到指责或惩罚。尤为重要的是，这时他就会被人贴上各种越轨者的标签，如疯子、偷税者、婊子、无赖、小偷或吸毒者。周围的人会开始根据这一标签对她做出反应，时间一长，过失者就会在有意无意之中接受这一标签，形成新的自我概念，并开始做出相应的反应。此时，这一举动已具有“次级越轨”的形式，即真正意义上的“越轨”。由于越轨标签获得了证实，越轨行为就会逐渐成为习惯性行为。

依据这种推论，我们更应当把越轨理论的分析从越轨行为转移到那些把他人贴上越轨标签的“道德提倡者”身上去，最起码也要将越轨看作“被人称为越轨者”和“称人为越轨者”这两部分人进行互动的结果。鉴于此，我们会在这样一种思路的指引下最终得出“社会控制导致了越轨行为”的结论，而不是人们长期以来所熟悉的“越轨行为导致社会控制”。

在蟑螂国家的体制运作过程中，“社会控制导致越轨行为”的状况正是如此普遍的存在着。在其所谓的义务教育体制中，总有那样一批成绩在平均水平以下的学生不可避免的遭受到不良教师的排挤和嘲弄，而胆战心惊的生存在这些教师淫威之下的那些毫无基本道德感的学生们也不明就里的当起了帮凶。他们认定那些“吊车尾”的学生就是懒惰无能的白痴，并信誓旦旦的宣称他们未来必将与那些社会的底层渣滓同路。而过早的被人贴上“渣滓”标签的那些学生，由于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困难之时并没有得到本该履行教育义务的教师的任何关照和指导，反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蒙受人格羞辱，再加上现实中的困境依然无法解决，通往上帝之路被打着正义旗号的暴徒所阻挡无力前行，无奈之下就只有堕落成为撒旦。诚然这些最终成为渣滓的人的遭遇值得同情，但是现实中他们依然要对自己的恶行承但报应，然而与此同时，那些乐于给他人贴上越轨标签的“道德提倡者”也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另外一些本来名列前茅的精英人群，由于某些突发状况的影响，或折在某些关键的转折点出现失误没有达到既定的目标，就立刻被那些之前对其充满期望的人群认定为“堕落”，之后的境遇就与吊车尾大致相同了。不过这群人与吊车尾相比，依然有很大的机会翻身。但是多数人，由于不能承受那样的心理落差，又迫于体制的强大压力，就浑浑噩噩的在愚昧之徒的口水中淹没了自己。而另一批持有坚强信念的有识之士，则选择了脱离体制进行无证驾驶，因为他们意识到“情景定义”的力量——与愚昧的人类共存，被羞辱的命运就在所难免了。因此在他们还没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精英聚集的圈子之前，只有奉行一个原则：宁一人独行，不与愚为友。

这群人当中自然不乏慈悲善良之人，他们指引弱者、照顾同伴、寻回迷途羔羊，让那些身处黑暗的人们见到曙光。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践行了牧羊人的使命，他们才是真正肩负起社会发展重任的教父。

“如果人们把情境界定为真实的，那么它们在结果上也就是真实的”。这一被罗伯特默顿称为“托马斯原理”的假设向人们展示，情境的社会定义尽管是主观的，但却有其客观的结果。

蟑螂国家的创始人毛某有一句名言：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但是用“托马斯原理”去解构它的话就会发现，其实虚心不一定会使人进步，骄傲也常常不会使人落后。因为如果周围的人都将你视为一个骄傲的人，你就别无选择，只能够按让人感到值得骄傲的方式去生活。事实上，往往是因为骄傲和“好高骛远”，才使人最终踏上一条不可逆转的精英之路。即便很多人在最终成功之前死在这条路上。

一群骄傲的人在一起，互相攀比炫耀，争风吃醋。他们为了那岌岌可危的面子，会付出极大的努力。这种行为常被人们称作“摆谱”，而在蟑螂国家的东北部地区则斥之为“装逼”。这些概念听上去颇具贬义，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却不难发现，恰恰是这些摆谱的人，才会脱离了荒蛮的土地汇集到一起建立城市；也正是那些装逼的人，因为不堪忍受一成不变的死水一潭的文化氛围与制度的束缚，才不远万里前往新大陆创建了人类最后的希望之国。反观那些谦虚谨慎的人，却一直固守于传统不能自拔，因此他们成为了世代相传的农民和蟑螂国民就不足为奇了。

这些“谦谦君子”往往只会抨击装逼行为本身，却忽视了“在现实中做出证明以体现你比他优秀”是从根本上消除对方摆谱行为的策略。由于多数人无法用行动证明自己的优势，因此广泛地采用伪道德策略对骄傲的人进行言语攻击以逞口舌之快就成了唯一可供选择的逃避自卑感的手段了。

当一个人觉得别人摆谱、装逼、骄傲的时候，其实他内心深处已经低人一等了。

如此看来，究竟谁是人中龙凤，而哪里才是人类国家的楷模，已经昭然若揭了

任何看似晦涩难懂的学术问题都可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阐述，任何智商在正常范围内的人理解起来都不会有什么障碍。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你听到有人用最直白的表述跟你讲了一些知识之后，马上用略带不屑的语气强调自己对此早已知晓。好像不这样说自己就会被当成傻子一样。

或许别人说得你真的已经了然于心，在这种情况下有那种反应自然无可非议。然而更多的时候，即便你在别人提醒之后才意识到自己曾经“知道”过这些东西，难道这就意味你真的已经知道了吗？在宣称自己已经掌握的时候，你真的可以把类似的问题清晰准确的讲给其他人听吗？在现实中你又是否可以把那些你自认为已经知道的知识用来指导实践呢？

多数情况下这些问题都与智商的高低无关，只取决于一个因素——态度。

正如现实社会人们热衷减肥一样，其实大多数人的减肥效果不佳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科学方法的缺乏了解。恰恰相反，很多人对于理论知识的学习很扎实，只是因为意志力的薄弱，才使得自己一直原地踏步毫无进展。这些人心里也明白，既然肥胖的结果不是一朝一夕的时间造成的，那又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变得苗条呢？减肥的过程必将使自己承受一定的生理和精神的折磨，但是只要持之以恒，就一定会有效果。不经历风雨就见不到彩虹，这也是世人皆知的常识。之所以在已经知晓道理的前提下依然无法付诸实践，这就要归结于人类本能逃避痛苦、偷机取巧的懒惰本性。人类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克服懒惰本性的历程。在一切知识贮备已经完善的情况下，剩下的就只有用你坚定的态度去把理论付诸实践。唯有如此，一个人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知道。

在渴望理想的心灵里，科学是有所欠缺的，因为它不敢做出慷慨的承诺，因为它不能撒谎。

当科学与你那好逸恶劳的习惯相矛盾地时候，是口是心非的宣称知道了科学方法之后依旧如故，还是下定决心在科学的引导下历经磨难修成正果，一切都由你自己决定。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知道了但不去做，还不如在一开始什么都不知道。

很多英语教学者及研究机构经常喜欢用Chinaman学汉语时的经历来比对后天的英语学习，认为按照那种母语的习得方式去学习英语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情，这是是一种典型的误导。

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是：一个在汉语环境中成长的人是永远无法把后天习得的外语当成母语的。正如要在Mac机上运行Microsoft Windows系统一样，你无法根除原有的母系统，你只能在Mac OS的基础之上虚拟一个平台，然后才可以在上面流畅运行Microsoft Windows的虚拟机。

同样的道理，任何非英语国家的人要补习英语，也正是在其母语系统基础上构建这个虚拟的平台，这与那“与生俱来”的习得母语的流程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母语的学习历程是不可复制的，那只取决与人类在特定成长时期所处的语言文化环境。这个“出厂设定”是不能随意更改的。如果一个人想要熟练使用母语外的其他语言，那他必须要在母语主系统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可兼容运行的虚拟机平台。

或许还可以对此进行相关科学的展望，即便未来的某个时期内，在洗脑技术可以完全清洗一个人记忆的的这种情况下，想必也没有人会为了学习一门外语而革除掉他之前的母语系统基础，因为那会将他的智力系统也同时归零。

回到现实中，在Chinaman当中总有这样一种论调，认为“汉语这么难都能学会，英语更不在话下”。也正是由于这种夜郎自大的行为才造成了迄今为止“泱泱大国”十几亿的人挣扎在英语学习的泥潭中。

这其中的根结并不难被发现：其一，汉语并不难，是因为汉语所独具的“猥琐”特征才给人这种错觉。因为一个语言如果学习起来过于困难的话，那也违背了它用来交流的本质意义了，这样的语言也势必被淘汰。之所以时至今日汉语仍存在于世间，说明它至少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进行了必要的改良。其二，对于Chinaman来说汉语相对容易学会是因为他们的母语系统设定为汉语，这个“出厂设定”就决定了他们习得汉语要相对比较容易。然而英语却不属于他们的默认系统，如果再用那种默认设置去强行介入外来的英语系统的话，遭受到失败并感受挫折就是在所难免的了。这其实是一个混淆内外界限的认知错误。这里需要构建的是一种虚拟平台兼容系统，而与否要让两种截然不同的编码系统源代码互通无关。当一个兼容其他系统的虚拟平台建立之后，就可以顺利的把它再套用到其他的更多的外来语言系统中去，因为对于母语基础系统来说，所有通过构建兼容虚拟平台而习得外语的行为其本质是互通的。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使用汉语的Chinaman，他可以用学英语的方法再去学习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但是却永远无法把习得中文能力的历程照搬到任何外语的学习当中。

西游记里面，佛祖为了让唐僧师徒四人凑够81劫难以达到九九归一的境界，特命观世音施法捉弄了他们一回。这种做法在古时出于宗教的约定俗成。会被腐朽的民众认为是理所当然，

然而时至今日，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却极大地阻碍了社会发展效率。没有人还会傻到去把时间精力浪费在那些似是而非的诡异事件上。

反观CCP历经风雨，走过了81个年头。每一年都在历经劫难，当然，他们时刻也不忘与民众分享劫难，甚至还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创造灾难。在这样艰难诡异的状况下，依然能够死撑到81岁高龄，实属不易。我们也理应向这高龄老人致以崇高的敬意。按照那无聊的“九九归一”理论，他们在今年理应修成正果。但是我等迄今为止仍未见其有任何得道成仙的迹象。寄希望于某些体育盛会，似乎有些驴唇不对马嘴，反倒是围绕这个运动会，将会有更多的问题被反映出来。而民间各种不满的情绪，更会借助这样一个漏洞百出的间隙发散出来。

介时，CCP众将士能否再像西游记小说中的那么幸运就值得怀疑了。要知道佛祖是出于善意并在可控范围内捉弄了一下唐僧，而现实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似乎就没有佛祖那样博爱了。

是生是死？这是一个问题，还是悉听尊便吧。

蟑螂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曾经提出“重承诺、守信用”这样的口号，旨在通过宣传手段去把信用制度提升到一个较高的道德层面。这看似用心良苦的做法却在不经意间折射出这个猥琐国度所固有的问题根结。

反观北美社会中，很难在公开的媒体及民众私下的谈论中找到关于“重承诺、守信用”这样的说法。这并不意味着那里的人对诚信漠不关心，而是因为信用体系乃是北美社会得以正常发展运作的基石。诚信是其基本的社会共识，是任何一个社会人的基本素质，因而对此勿须多言。众所周知，缺乏诚信的人根本无法在北美立足，这就与蟑螂国家在忽悠成风的现状下采取从道德层面普及诚信意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具体看来，北美社会是建立在以公平交易为基础之上的契约型社会，而蟑螂国家则是建立在土地基础之上并沿袭了更多封建色彩的关系型（熟人）社会。这是一种封闭的自娱自乐的猥琐社会的雏形，在这样一种环境中，由于每个人都很少与外界接触，日常生活中只需要跟自己所处的小村落中的成员打交道，因此谁好谁坏完全凭借小群体内的口碑相传。这其中，自然不免掺杂更多的个人主观喜好，最终导致“说你好你就好，不好也好”以及“说你不好你就不好，好也不好”这样令人作呕的事情发生。

而契约型社会则是脱离了土地束缚的商业流通模式。一个人要从A地前往陌生的B地，所接触的人不同，是无法再依赖熟人关系网络的。为了完成社会交往的相关活动，以促使不熟悉的人之间达成一致的信任，就需要构建一种值得信赖的信用体系。所有这些最直观的行为表现就是缔结契约，亦即签订合同。

由此可见，尊重合同履行承诺是契约型社会的基本原则，任何违背此原则的人，即便侥幸逃脱了政府强制力的惩罚，他也无法再次融入到契约社会之中——不会再有人与之合作，因为他践踏了最基本的游戏规则。

与之相比，蟑螂国家却视合同为儿戏，即便签署条约，依然有种种理由爽约。记得在姜文的电影《鬼子来了》当中，身为日军翻译官的那个蟑螂国民，竟然向日军军官建议可以撕毁之前与农民订立的换粮食的协议。这着实令人愤慨不已，不过日本人倒也争气，立刻赏了蟑螂一个耳光并厉声喝斥其恶行。尽管之前也有日本国民发表对蟑螂国家的恶意攻击言论，但是在这一刻，那些肮脏的诅咒确实在蟑螂国民身上应验了。

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把所有貌似毁约的行为都与蟑螂国民等同。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经典电影《Godfather》的开头，那位在教父面前声泪俱下的控诉残害他女儿的暴徒没有得到惩罚的商人，他是非常尊重社会契约的，但是却遭到了精于事故的恶徒的算计，自己的家人身受迫害却无法利用契约讨回公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践踏社会公平的人就会逍遥法外，因为还有主持公道的教父存在。教父所代表的黑帮势力并不代表邪恶。恰恰相反，他们维护了法律所关照不到的社会阴暗面的公正。即便在严格意义上，他们的行为违反了那带有普遍强制性的社会契约——法律。

另外一个景点的例子就是《低俗小说》当中朱尔斯的经典桥断，他并不是故作姿态，而是切实地履行了牧羊人的职责。因为他的老板被自己的合伙人耍了，而他需要向这些不守规矩的人大施报复！即便他身为基督徒，要恪守十戒，而其中就包含不可杀人这一条，但是与此同时我等依然不能忘记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来自摩西的教诲——对那些胆敢残害我同伴的人，我必将向他大施报复！到那时，他们将知道，我的名字是耶和华。

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但是基本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教父和朱尔斯替自己的朋友杀人与蟑螂国民唆使日寇恶意违反契约的行为是绝不能混同的。我们更要注意从貌似违约的行为之中分辨出什么是黑暗的公正。

没有理解就没有尊重。

那种在不理解的前提下产生的“尊重敬仰”之情属于盲目崇拜。任何形式的盲目崇拜都是愚昧和肤浅的。

另外一个方面，即便某些时候存在理解，但是理解并不一定导致最终的尊重。要真正的产生尊重之情，除了理解之外，还需要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态度。

党同伐异是人类活动的最基本原则，都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里所依据的标准正是“态度”。态度是超越其他分类法（技能、阶级、人格）之上而存在的普世标准。看待某个人、某件事、某个观点，除了方法论的解读分析之外，更重要的还需要在世界观上产生一致的共鸣。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彻底的“理解”。达到这个层面“理解”状态的人才会由于共同详尽的态度而产生尊重之情。

如果站在政治科学的角度，人们很容易完成狭义的理解。例如对历史上秦桧“残害忠良”的行为分析，不难发现小秦是持有和平主义态度的，尽管这在当时被看作“卖主求荣”。如果再结合当时的历史状况，也不难发现其实岳飞是一个极左的激进分子——如果任由他带兵由河南开封杀到黑龙江的佳木斯，那大宋的国力必将损失惨重，出战的部队有去无回不说，被俘的皇帝也不会获救。或许，二帝早已被杀。或许，他们正被金国的美女怀绕左右乐不思蜀。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发生在现代国家的军队中，那么该激进将领不是被杀也要被立即革职，罪名当然是“莫须有”。秦桧的行为符合了政府应急策略。那为何他不被理解反而要背千古骂名呢？

这种超越狭义理解的态度就是政治哲学的问题了。因为这些蟑螂国家的国民千百年来所接受的教育被强行灌输了一种态度，这种态度暗含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成分，并用“汉奸”这个概念来泛指那些站在他们对立态度上的人。秦桧和吴三桂都有幸获得这个称号。但是时至今日，当年的敌国已不存在，当年的蛮族鞑虏也都并入相同的国家，当年大宋的仇人到了女真这边却是民族英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又该如何统一起新国家国民的理解与尊重呢？

世界观无对错，方法论有好坏。即便如此，为数众多的人在面临“似是而非”的世界观分歧时，在心底里海是难免会产生对异己之见的鄙视和排斥，并由此波及到本无态度分别的方法论。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方法论之路似乎人人可见，但是阻碍这些人踏上这条光明大道的正是人类引以为傲的“态度”。机器之间不存在理解与尊重，也没有世界观的分歧，因此机器成为最有效率的“族群”，超越了制造了他们的那些孤芳自赏的高级动物族群，构建了现代社会的繁荣。

不过，当机器与人工智能发展出其自身的灵魂之后，很有可能还会重蹈人类追求理解与尊重的覆辙。或许从根本上讲，灵魂这种东西的存在正是要产生这些阻碍效率最大化并产生内部消耗的复杂情感。

从这层意义上讲，冷漠的钢筋铁骨并不再是贬义，而热情的血肉之躯也无需再沾沾自喜，不过是相互作用的对立面而已，谁也不比谁更应获得凡夫俗子的理解与尊重。

真正关系亲密的人并不需要嘘寒问暖。

当你在现实生活中遇到困难出了状况，正在承受不幸，真正与你关系密切的血亲、配偶或许才是最紧张的，但是这些人绝不会在紧要关头做出任何“嘘寒问暖”的行为，而是会在第一时间内迅速采取措施减少痛苦、规避伤害、降低损失。即便是常拿自身小情感说事儿的妇道人家，遇到自己或者亲属的紧急状况也都会及时收敛起那些虚情假意，积极面对现实困境并寻求解决办法。

而在这个时候，那些依然站在遥远的彼岸，声泪俱下的嘘寒问暖、如坐针毡的人，往往对拯救那些正在遭受现实困境的人束手无策却又不想被人斥责为“冷血没爱心”。于是他们只能选择这种习以为常的“外交辞令”来表表态装装样子。不过这也正说明他们与那些苦难中的人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那些人的苦难对于他们来说的确无关痛痒。因此，单纯作一下“嘘寒问暖”的姿态已经足以显示他们的仁慈博爱了。

对于政府来说，赈灾这件事情完全是一个政治行为。在面对重大灾害的受灾民众时，嘘寒问暖要比实际的面包重要的多。这涉及一个安抚人心并维护政权稳定的基本原则。

但是这是组织的行为模式，现实中人与人之间如果依旧套用，则会让这个世界充满了猥琐的味道。

不可否认，做出实际救助行为的同时兼顾嘘寒问暖的人的确存在，不过实在少之又少，这种近似于天使、菩萨的仁慈行为并不是常人所能企及的。事实上，人们在这里出现了行为选择的分野：务实或者务虚。

直系血亲、近亲属、配偶以及世交密友之间是不需要务虚的，那种日常生活中嘘寒问暖的行为只存在于那些为了拉近彼此关系而进行的社交活动中。也正是因为在那些血缘关系密切的人群当中享受不到“嘘寒问暖”的暂时快感，人们才会走出家庭到社会上去交朋友。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朋友就不办实事，只不过，朋友之间的务实行为多是锦上添花而不是救苦救难。朋友之间互相利用的行为动机也是不容掩盖和否认的。多赚一点钱、找个好工作、基于相同兴趣爱好的联谊活动都是朋友之间的例行业务往来。在这其中，鉴于没有血缘关系基础，在更多的需要“嘘寒问暖”在其中起到润滑剂的功能。在朋友遇到重大灾难事故的时候，其他人并不会有强烈的情感体验，但是为了维系这种关系并使自己看上去充满爱心值得信赖，人们往往选择嘘寒问暖的行为。

同样的行为在受难人的亲属中是很难见到的。对于亲属当中情感脆弱的人，往往会表现出强烈的情绪反应，大哭大闹、寻死觅活的行为也屡见不鲜，却极少有表现出“嘘寒问暖”的行为。这样的行为模式在朋友关系的人群中就极其罕见了。而对于那些意志坚定情绪稳定可堪重任的亲属，在这个时候往往会镇定自若的做出实际的行动来挽回损失减少痛苦。要知道，正在经历苦难的人其自身并不会有太多的情绪宣泄诉求，如果旁人作出过多的比当事人还要激烈的情绪反应，反而会起到负面作用火上浇油。

情绪的宣泄永远是在事件发生并解决之后，自身面对困境不首先做出实际解决行动而任由自己乱发情绪的做法永远都将导致更大的痛苦和灾难。“看三国流眼泪”的永远都是养尊处优的闲人，真正驰骋三国沙场的将士根本不会有那个闲工夫玩弄小资情调触景生情。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没有人性的木头，而是因为他们向来拒绝虚情假意。

对于身处险境正在遭受苦难的人，倘若身边没有可堪重任的英雄人物，那就要力争做到远离“嘘寒问暖”。路是自己走的，没有摩西引路和菩萨的庇护，你只能自己救自己，你就是你自己的上帝。

我们经常强调“要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其实并不难理解，但是执行起来却困难重重。

孕妇在怀孕的前几个月会出现食欲不振、恶心呕吐的症状，胎儿的大脑的发育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内。多数孕妇在呕吐症状消除后的几个月时间内，才开始大量进食进补，这其实是把多数的营养补到了自己的身上，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多数妇女产后体形变胖了。

作为一个关切下一代健康成长的极富责任心的母亲，想必一定会在怀孕阶段就会非常注意，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对孩子先天资质提高有帮助的机会。这些意志坚定的孕妇更多的则会在那段恶心呕吐频繁的时期一方面克制住自己的主观负面生理反应，另一方面则详尽一起办法保持必要充足的饮食营养摄入。

这说起来简单，每个将要怀孕生子的女人也都会暗下决心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在起点输给别人，但是已纳入现实执行当中就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导致当初信誓旦旦的事情流于破产。

一个最主要的困难就是主体的痛苦体验。卧心尝胆的故事世人皆知，论外在的物理存在形式，越王勾践不比常人强多少，甚至还有劣势。他之所以能成为著名历史事件的核心人物广为千古流传，就是由于他那彪悍的意志以及强大的承受痛苦的能力。这是一种几近变态的状况，非常人所能及。而我等同样处于变态模式的人用这种超常态的标准去要求普通民众，是否也算是泯灭人性？

或许，先天的优势并不是绝对制胜因素，后天的努力也可以弥补先天不足。但是，当拥有先天优势的人与泛泛之辈同样努力的时候，这种“前人田地后人耕”的优势就显露出来了。

当然，做普通人也没有什么不好，如果说这个例子不足以说明先下手为强的防范思维的话，那么下面这个例子就极具说服力了。

众所周知，癌症发现的越早患者存活率越高。在早期的癌症治疗当中，放疗和化疗的是主要手段。但是多数人都没有撑过这一治疗过程，其中患者的精神状况的变化往往超越生理病变而起决定作用。放疗与化疗对人身体的摧残有目共睹，这也是绝非常人所能承受的痛苦，在这时，如果患者在痛苦面前临阵退缩，转而采取那种“人性化的”、“保守的”、“偏向中医”的治疗模式的话，即便躲过的暂时痛苦折磨，但是之后依然要面对命运的残酷宣判，那将是最终的不可挽回的噩梦式的结局，那也将是无法逃避的终极苦难。

如果说因为无法忍受自身痛苦而放弃给后代增加先天优势筹码的策略行为选择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为了图一时之快而把自己送上绝路就是愚不可及了。当然，如果一个人是一心求死那就另当别论了，毕竟每个人都有选择终结自己生命的权力。

然而现实中的多数人并没有那种但求一死的决心，他们内心深处还是非常渴望生命延续的。只不过他们目光短浅了一些，忽视看似遥远的痛苦，只求眼前的安宁，对于有识之士苦口婆心的劝诫置若罔闻。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病入膏肓” 的威胁步步紧逼的时候，蔡桓公所能做的也只有悔恨自己当初没有听从扁鹊的建议。

究竟怎样做才能让那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人们积极投入到“亡羊补牢”的自救行动中去呢？单纯的说教于事无补，但是如果要依靠他们自身通过行动去证明代价又太大。鉴于此，不妨在日常的例行事件中对此类极端事件设定预案去进行演练。对于小病的积极预防和救治积累下来的经验和信心，是可以为面对重大疾病时的心理调适起到积极作用的。而身处和平环境中依然对各种可能发生的伤害事件保持警惕并随身携带合法武器进行防范也是极其必要的。

这些行为可能会被看作是“杞人忧天”，但是我等必须明确地认识到，此举的负面结果最多不过是给自己的日常生活添加了那么一点紧张和一些完全可以忽略不记的麻烦，一旦遇到极端情况的出现，人们就会发现，这些看似无用步步为营的行为所付出的代价是完全有价值的，因为他们在用极小的付出换取面对常人所不能的承受巨大灾难时的从容不迫。

这就是牛逼人物与泛泛之辈的差别，而牛逼人物之所以牛逼，不是他们比别人多长了一些器官零部件，而是他们比常人想得更多执行的更快，这源于对现实责任无比重视的态度。即便这种态度常遭人非议，但是我等有识之士向来没有放弃，唯有用坚定信心的去行动，方可让更多的人了解并践行“防患于未然”的实际行动，这是人类的自我救赎。

这位面色和善的大叔又出来视察了，这次还是冒雨前往某著名高等学府，虽没有舞文弄墨，但也着实过了一回卖弄风骚的瘾。

这位身兼多职态度和蔼的大叔面对该校数以万计的国内外师生，竟然理直气壮的提出了四条要求和希望：

要大力弘扬......

要努力造就......

要不断创造......

要积极培育......

多么流畅的语言表达，令人那样的心旷神怡。但是在这信手拈来的优美词句背后，众人却又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他有什么资格提要求和希望？他以什么身份说的这些话？

如果说政府是为民众提供服务的机构组织，那代表该组织的官员又怎能厚颜无耻的向民众提出要求和希望？是不是搞反了呢？似乎应该由民众向政府提出要求，政府再出面表态做出承诺才更符合游戏规则。而在政府屡屡不兑现甚至违背承诺的现状下，竟然还由其代言人出面向民众提要求，这实在可以算得上是古今奇闻了。

难道这位向来口碑不错的大叔也打算向那位“蛮横无理、自大愚昧、自以为是”的做作大叔看齐？

河对面的马大叔啊，你快来讽刺他一下吧！他们又得瑟了！

在现实社会交往中，有很多场合需要你进行自我介绍。但是我个人非常抵触这个事情。

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一个自闭的人，而是因为现实中被大多数人所使用的自我介绍模版的设定存在问题。

一般而言，人们在入学联谊会、找工作面试、电影试镜等场合都需要进行简短的自我介绍，这其中的内容基本上包括：姓名、年龄、籍贯、毕业院校、专业、家庭成员状况等。这在一般人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妥，大家都这样去做也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在这里要提出异议。姓名当然要告诉大家，这个毋庸置疑。但是年龄这个问题就没有必要了，当然，这个也不是什么太要紧的事情。关键在于之后的那几个选项。

籍贯是哪里完全等同于废话，提问这个问题的人在潜意识里是存有地域歧视倾向的，或者说是想借助地域出身来大致推断此人的品行和行为模式，例如大多数中国人习惯上先入为主去定义的“河南骗子”、“东北黑社会”、“上海小市民”等等。

毕业院校和专业在工作面试场景中还是有必要陈述的，但是在其他的环境中，这个问题与籍贯问题一样属于废话，只不过在这里，是通过职业特征来完成对人的大致定位，这同样是肤浅的判断。

最后再说家庭成员状况，似乎这一项在中国高考、研究生考试当中都需要填写，这似乎仍旧是旧体制时代的遗物，一个人能否享受高等教育只在于他自己的学术水平，这与他家里人是做什么的有何关系呢？更有甚者，在报考飞行员的人群中更是需要把自己所有的直系旁系亲属的资料填写清楚，这似乎就有点查祖宗八代的意味了。

如果说这些政府的规定是有法律依据的，我等必须遵守无法抵抗的话，那么对于那些学校、工作单位的此类询问，人们难道不能公然反对吗？

王千源的遭遇如果不是政府内部信息管理的疏忽的话，那么就一定是从那些需要透露家庭信息的场合泄露出来的，而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场所：学校。

如果说一个人在进行个人简介的时候刻意保留真实信息拒绝透露的话，一定会被其他人视为不友善、不亲民、自闭。在国外的一些语言学校，更有老师在课程中就需要学生互相之间介绍家庭情况并以此为依据互相为对方撰写自传。但是，我等需要搞清楚这样一个状况：你有权在非法律要求的状况下拒绝透露任何涉及个人信息的问题。

即便这样去做，也并不意味着你要拒绝去做个人简介，毕竟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不能总一个人封闭起来活着。这样一来，那究竟该如何去做个人简介而不至于信息泄露呢？

你完全可以这样来嘛：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XXX，我最感兴趣的东西是XXXXXX,我最讨厌的东西是XXXXXX，希望今后可以与大家在我感兴趣的方面多加探讨。而对于那些我极其厌恶的东西，我尊重大家去喜欢它们的权利。但是与此同时，请注意，不要侵犯我讨厌那些东西的权利。

这样做就可以做到最大限度的让其他人了解如何与你打交道，更可以避免不必要的个人信息的泄露。社会交往就是一个党同伐异的过程。大家更关心可以与哪些人谈什么问题，而不是那些陈词滥调的档案资料。

究竟是谁绑架了奥运？

奥运会是世界范围内最隆重的一项体育赛事，本该是很单纯的体育盛会，但如果掺入了政治因素，那就一定会令人反感。相信历史上抵制奥运会的人很少是因为不喜欢体育运动，更多的还是反感主办国借奥运来达到其政治目的。

历史上被抵制的奥运会出现过好几次，主要有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乃至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均在国家层面上遭到他国对东道主的抵制（原来1936年的德国奥运会虽然有许多欧洲国家曾讨论拒绝参加，但最后还是参加了。）

从这一点来讲，北京奥运会进程在总体上还是顺利的，毕竟没有哪个国家站出来公开宣布抵制奥运。

如果说在某些国家的个别政府要员有过抵制奥运的发言，那也只能代表他个人，并不代表那个国家的态度，毕竟，西方国家不似中国这般统一思想，那里不搞一言堂，允许不同的声音出现。这样一来，那些宣称因为巴黎火炬传递受阻而要抵制家乐福的人，就是典型的没头脑瞎胡闹了。

不可否认，法国很多人态度不那么友好，但你必须承认他们有权利发表抵制你的言论。如果你要报复的话，应该针对那些态度不友好的人，冤有头债有主。巴黎市政府的态度不等于法国政府的态度，更不代表家乐福的态度。抢火炬的人不是法国政府指使的，更不是家乐福派过去的。恰恰相反，家乐福在中国是支持奥运的。总不能因为父亲犯了错误就惩罚到孩子的身上吧？这不是封建社会，株连九族的酷刑是要不得的。

话说回来，难道被抵制的一方不应该自我反省一下？回顾一下历史上那些被抵制过的奥运会都是因为什么。东道国处心积虑的要把一项纯粹的体育盛会当作投机手段，妄图借用奥运的名义来抬高自己的身份，宣扬自己的“价值观”，这就让人很反感了。“One world One dream ”，这其实暗含了强烈纳粹意识。

同一个世界？谁跟你一个世界呢？明明是“三个世界”，想通过一个运动会就抹平三个世界的差别？有点天真。

同一个梦想？谁又跟你一个梦想？每个人的梦想各不相同，想法也不一样，即便在你同一个国家当中，人与人的梦想都千差万别，更别说处于不同国家不同世界当中的人，人家凭什么要跟你一个梦想啊？

还是擦亮眼睛吧！宁可相信One world Different dreams，而不是One Dreams,要相信同床异梦是必然的，不要在梦醒后责怪对方在你的梦里不回应你的问候和爱抚，不要把意淫延续到现实生活中。

仅仅因为体育才聚到一起来，最好就还是干干净净的谈体育。做再多的面子工程，劳民伤财，其他国家来了又走，不会因为这一届奥运就改变对你的看法。而真正令人反感的，正是那种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猥琐行为。这种在中国人看来稀松平常的东西到了西方国度，人家就不买你的账了。

你去传递圣火，就是为了体育，其他国家没有因为体育的问题责难你，他们已经尽了义务。但是他国国民对你国内政治的态度你是左右不了的，他们有坚持他们政治态度的权利，更何况那是在别人的地盘上。如果你仅仅因为其他国家对你政治问题的攻击，就自作主张用停止奥运圣火传递的行为来做报复，之后再把责任归结为“遭到相关国家的抵制”，就属于假公济私了。

不管别人跟你在政治上有什么分歧，至少，在奥运这个问题上大家的态度都是端正的，而那些中途窜出来的圣火抢夺者，似乎在每一届奥运会的圣火传递过程中都有发生，悉尼奥运会还给火炬扔到海了呢。这些都是个人行为，自作主张的把这些与别国政府联系起来，认为是他国不怀好意的抵制奥运，这就是受害妄想狂的症状了。

更何况，如果一国在没有正当理由的前提下公然宣布抵制奥运，它也必将遭到估计奥委会的处罚，严重的甚至会被取消奥委会成员国的身份。即使是抵制奥运，那也是针对这一项体育赛事，你又一厢情愿的上升到了国家民族尊严的高度，是不是有点太搞笑了？难道奥运会就代表你一个国家？

言归正传，说一下我的态度。

我反对奥运，我讨厌综合性运动会。我喜欢专项比赛，例如世界杯、锦标赛。

我反对不抵制法国货，即便法国不是我最喜欢的国家，但是也比某些流氓国家更让我待见。

对于抵制家乐福的行为我觉得很可笑，挑起这件事情的人要么是个脑残人士，要么就是家乐福的竞争对手，要么就是唯恐天下不乱妄图破坏社会秩序的不法之徒。

我爱家乐福、爱可视Mp4、欧莱雅还有LV的包包，LV的棋格包很讨人喜欢的！等我有钱了，亲戚朋友一人送一个！

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我更要发动我认识的人都去家乐福，开心购物，畅享生活，共建和谐社会。

希望家乐福的生意蒸蒸日上财源广进！

我爱家乐福，家乐福是我家。 

判断标准其实很简单：
我宣称自己好，我必须首先做出证明。（暂且定义这种情况为“诺贝尔奖模式”）
你说我作过坏事，你就必须首先拿出证据。（这种情况定义为“法庭模式”）　

其核心原则也显而易见：宣称某种事物存在的人应当承担举证义务。

在“诺贝尔奖模式”中，我宣称自己有某种优点，而我发表的某种观点和研究成果，是想要世人接受它们的存在，我是“争取诺贝尔奖”这项行为的得主动发起者，因此我必须拿出证据来证明维护其存在的可靠性。但是我却不能把“民众无法对我的观点作出否定证明”作为依据来反证我的观点存在。

在“法庭模式”下，你控告我有罪，意味着你宣称我过去的某种行为是事实存在，你身为控方是这项诉讼行为的主动发起者，因此你也必须要承担起举证我有罪的义务。同时你也不能凭借“我无法证明自己无罪”的行为来反证我有罪。我身为辩方所需要做的只是面对你所列举出的证据逐一进行事实反驳。而刑事案件审判中，即便被告无法提供“不在场证据”，法庭也无法以此为理由宣判被告有罪。

这又让人联想到民众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莫名恐慌。尽管许多商家对使用“转基因”原料生产的商品采取刻意隐瞒的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并很有可能因此而遭致诉讼，但是我们仍旧不能以此来判断转基因食品的危害性。

尚处蒙昧的人类对于新事物一直持有恐惧的心态，这个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把自己的恐惧冠以科学之名来肆意传播的话，就与邪教组织的行为无异了。

而一直以来，舆论对转基因食品的评价是“对人类可能存在不可预知的危害”。

这种表述本身就值得商榷。“可能存在不可预知的危害”带有强烈的暗示性，这种表述具有误导民众的倾向，缺乏科学严谨的态度。如果换成比较客观的陈述应当是：“迄今为止尚无科学实验证明它有害”。

尽管一直以来，总有人对于电脑、手机的辐射危害性持有异议，但却并不能因此阻止这些产品的广泛应用。毕竟，迄今为止仍然没有人可以拿出科学试验的证据来证明这些产品的使用会对人类的某些疾病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宣称某种危害存在的人具有举证的责任和义务，而被世界行业标准广泛认同并推广的技术及产品本身则不要在面对那些毫无根据的指控证之后就忙着证明自己的清白。

这一观点在民主及专制的国度当中都是毋庸置疑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忠孝”之道被千古传颂，这其实是有失公允的。
　　
　　一个人降生在什么地方、被什么样的人生养都不是他可以自由选择的。他从来到这个世界起，就被迫接受他的父母，还要被强加上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束缚。即便日后可以通过种种方式改变国籍，但是他的“祖国”却永远无法改变。
　　
　　然而令人感到不解的是，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只要一个人做出有悖于祖国意志的行为，就会背上“叛徒”的恶名。同样，只要一个人做出违背父母意愿的行为，都会被斥为“不孝”。而“不忠不孝”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是极其恶劣的行径，必遭受千夫所指。
　　
　　反观忠孝之道，也只不过是儒教为维护封建统治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手段。实际上，这等同于把某些人的“私德”强行推广为社会“公德”，是一种文化沙文主义。于是人们不禁要问：凭什么要一个国家的公民“爱国”？又凭什么要子女“孝顺”？
　　
　　比较一下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如果不先搞清楚自己的权利，而盲目服从社会的惯例法则，很可能会失去自我。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要对那些不是出于自我主观意愿选择的结果负责。
　　
　　人生就是不断做出选择的过程，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但是对于那些与生俱来的无法选择既定事实，我们需要对其负责么？
　　
　　国籍可以改变，你可以由爱此国转变为爱彼国，而你的父母却是你永远都无法更改的现实。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你要就一定要尽孝。
　　
　　一对夫妇结婚，他们并不一定要生养子女，任何国家的法律和道德也都没有强制生育的规定。而众多夫妇之所以生育子女，或者因为他们渴望拥有子女的那份乐趣，或者是出于作为人类繁衍后代的生殖本能，或者仅仅是一厢情愿的相信“养儿防老”。不管怎样，只要孩子被生下来，这对夫妇就必须对其负责。
　　
　　然而世事无常，人心难测。也许他们会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越来越厌烦，完全找不到当初期待的那种乐趣。也许，他们在面临现实生活的困境时会经常后悔当初没有采取避孕措施或堕胎。也许，他们会因为孩子越来越独立的人格而抱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即便如此，这些都不能成为他们推卸自己责任的借口。
　　
　　那么，身为父母的权力在哪里呢？其实，他们的权利在于选择是否要繁衍后代。那些选择丁克家庭模式的人自然不必承担此重任。不过，一旦选择了生育，就必将面临一项重大的责任，这项责任并没有确定的回报。而身为子女的义务，或许也只是在自己将来成为父母的时候，把那种“对自我选择负责到底的态度”进行到底。
　　
　　有些父母很幸运，与子女和平共处，互相尊重。这并不代表这些子女的行为就是“孝顺”。这其实是所谓的“缘分”，或者说这期间的演变过程也是与社会公平交易理想状态的发展历程相一致的。而另外一些父母，可能由于自身的种种原因导致了子女的“背叛”，却又强硬的要求子女“孝顺”，其悲惨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
　　
　　作为人类生命传递锁链上的一环，谁都无权要求下面的一环做什么。你有权利不做这个锁链上的环节，但只要你加入进来，你就必须接受自己选择的命运之路。
　　
　　前人田地后人耕。不是每个当过孙子的最终都能成为爷。只有敢于直面“付出没有回报”的人生，并笑纳后人“吃喝不落空”行为的壮士，才是真正的爷。
　　
　　话说回来，朔爷对这个称号当之无愧！

mensa俱乐部把对加入者的标准要求设定在人类智商的前2%之列。
在现实中如果参考此标准，则相当于在世界上，每1个顶尖聪明的人都被49个普通人包围着。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是顶尖聪明人，你只要越过98个笨蛋，就能发现另一个顶尖聪明人。

 

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历史事件以及颇具特色的教育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导致时至今日众多的高智商精英被排除在高等学府之外。

 

1991年前全国大学招生大概75万人，2006年全国大学招生大概520万人。
以前的重点大学生比例大概20%，大约是15万人。
而即便在重点大学中，真正能够脱颖而出的人也是极少数，平均也只有20%是真正顶尖聪明的人，算来有3万。
到了2007年，7个大学生中有6个以前是上不了大学的。说得现实一点：大量的笨人进了大学。

 

再看大学这个环境中的精英比例：
1991年，每1个顶尖聪明的人，被24个普通人包围着（75/3-1）。高于社会平均水平（100/2）。
2007年，每1个顶尖的聪明人，都被172个不那么聪明的人给包围了（520/3-1）。这是远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的。

一个本该是聪明人聚集的大学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笨蛋？我们常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难道让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有错么？

 

其实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通过一些并不科学的手段让那些从未具备成为精英素质的人接受“精英教育”，并自认为此举理所当然。当某种进入高等学府的选拔途径已经使众多泛泛之辈轻而易举的“蒙混过关”并代代“言传身教”的时候，这片往日里精英们的乐土也已经开始堕落。

在从前的大学里，如果你是顶尖聪明人，你只要越过48个笨蛋，就能发现另一个顶尖聪明人。你能很容易的发现你的同类，很方便的跟他们交流；因为他们可能就住在你隔壁，踢球吃饭洗澡夜宵都能混在一起。大学可能是你最快乐的时光，你可以和同样水平的人一起成长。而混迹社会的精英们则都会积极向往大学的生活，因为在大学比在社会上更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阶级朋友”。

而在现在的大学里，如果你是顶尖聪明人，你却需要越过344个笨蛋，才能找到另一个顶尖聪明人。你很难发现你的同类，很难和他们交流。在你周围，到处都是愚蠢、短视、低俗、空虚的人和生活，你只能和他们一起成长。而此时社会上的在野精英也不再会羡慕大学的生活，反倒是那些不幸身处大学的精英们却极度渴望脱离这个愚昧的环境走向外面寻求光明。

所有这些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从前，如果你是一个顶尖聪明的人，你会顺利的找到一个小圈子。虽然人数不多，但是足够你们沟通、交流、碰撞、摩擦、激发、愤怒。总之，值得你们投入的生活，在交流碰撞中变得强大。进而蔑视周围普通、麻木、无聊的一切，过你想过的生活。
　　
而现在，如果你是一个顶尖聪明的人，你很难在周围找到这样的小圈子。你周围都是普通、空虚、麻木的人。他们想的、做的，都与你格格不入，他们过的，都是你不想要的生活。你无法与他们交流，他们也听不懂你说的话。

但是他们人数太多了！在他们的包围下，你不得不怀疑自己做的事情是否正确，自己是不是正常。所以，你非常孤独。你认为自己非常独特，但却又时刻怀疑这一点。你不断寻找证据证明自己的独特，时常因为发现比周围的笨蛋高明一点而沾沾自喜。
　　
由于周围的蠢货实在是太多，于是你既孤独又骄傲。就算有另外一个顶尖聪明的人，穿越了大量的蠢货出现的时候，你也因为骄傲而错过。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还有被周围那172个笨蛋踩在脚下！因为他们听不懂你所说的话就认为你在胡说，反过头来认为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精英，他们时刻提防着你，怕你抢了他们的饭碗。对此，他们做足了工作：他们不像你讲一个理论是想着如何讲得别人都听得懂，他们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让别人听不懂，以此印证他们自己都是天才；他们不会让你抢到表现自己的机会，因为他们需要通过文凭这个阶梯及通过学术这个工具达到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

 

至此，你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跟龌龊的人类共存，被侮辱的命运是逃不掉了！

 

体制内愚昧之徒的横行霸道，逼得那些不想被羞辱的精英们只得在体制外另起炉灶“逼上梁山”。无证驾驶的真正意义和乐趣也就在于此了。

当为数众多的猥琐之徒察觉到这些stand alone的边缘精英群体渐渐远离自己控制的时候，就会企图借助“体制”的强大力量去再度施暴，而众多“梁山好汉”面对此情形，也只有用拳头说话了！

 

他们对着那些愚昧的狂徒，纷纷比出中指并厉声喝斥到：瞅你们丫那操行！抽你们丫挺的！跟你们丫死磕！